金城说

 




  “十年内乱”开始,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公安部转来周总理的亲笔文件: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天气异常闷热,狂暴的雷阵雨经常突然降临。我国的政治气候也同这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令人惊疑和不安。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围攻了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同志。徐冰开完会回到统战部,即成为部内造反派的众矢之的。接着中央统战部被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
  徐冰成为主要斗争对象,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副部长们多数人不得不引火烧身,处于接受批判的地位。部务会议实际上已经瘫痪,党的统战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八月十八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其“造反行动”从学校里扩展到社会上。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煽动下,一些幼稚无知的青少年向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狂暴的冲击。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中央统战部的大多数干部焦急万分,忧心如焚,每天都收集统战对象被斗被抄家的情况,写成报告报到部里,希望部领导转告党中央主管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一一李富春同志。当时,统战部负责人之一张经武同志在见到富春同志时,曾经把这种混乱情况向富春同志作了口头汇报。但我深知,仅向富春同志汇报是不够的,应当迅速、直接地报告周总理。
  用什么办法呢?我当时的处境已很困难。我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以往十七年中犯有“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又执行了压制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资反路线”,因此,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已是在劫难逃的事情。然而,我的办公桌上的直通中南海的电话机尚未撤掉,还可以利用它同周总理办公室通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造反派所不允许的,所以,我就利用部内工作人员吃饭或下班以后的时间,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富春同志和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
  八月底和九月初的几天,红卫兵闹得特别凶,事态不断扩大。我焦急地用电话问童小鹏:“你是否已将我的报告转报总理?”
  小鹏告诉我,他都及时报告总理了,并说:“总理对你们的工作已有指示一一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周总理的指示如同黑夜中的北斗,使部内很多干部有了信心和希望。
  八月底的一天,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造反派在政协礼堂斗争徐冰同志。我那时尚未被揪斗,还能坐在台下看台上造反派们的表演。正当斗争大会进行的时候,我部干部处副处长程浩同志忽然来找我。
  “你看,”程浩同志递给我一个文件,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我接过文件一看,是公安部转来的,果真是总理的亲笔字,写的是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我记得名单上已开列的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鼎、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除此之外,总理又指出应该迅速给予保护者的原则,其范围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务院部长等。在这份名单的末尾,周总理又添上了李宗仁先生的名字。
  我看过名单后,问程浩:“这张名单是谁送来的?”
  程浩回答说:“是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他们要徐冰按照周总理划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出来。可是徐冰还在台上挨斗,怎么办?”
  我说:“这个名单开得太好了,真及时啊!这是件大好事,不要等徐冰了,你先和沙里同志回部里,按照总理划的范围把名单开出来,等徐冰回去让他签个字就是了。”
  “好吧。”程浩答应了一声,就去找沙里了。
  斗争徐冰同志的大会快要结束时,我提早退场,赶回部里,找到了程浩和沙里。他们已经按照总理划定的范围把名单拟好。我看了一遍,没有遗漏的,就同程浩、沙里一道,站在办公楼门口等徐冰回来。等了一会儿,统战部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最后,徐冰的车开进部里。我们立即迎了上去。徐冰一下车,我们就把总理亲笔写的名单和我们拟定的名单拿给他看。
  刚刚挨斗归来的徐冰,一见周总理的亲笔批示,眉宇间顿时浮现出欣慰的神情,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毫不犹豫地拔出钢笔,在名单上签了字,并嘱咐我们说:“尽快送给公安部转报中央。”
  总理最后批准的名单,使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领袖及高级干部得到了保护。有关部门按照名单,给每个保护对象每家派去两名解放军战士守卫。周总理还指示解放军三○一医院,接纳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以便更加安全地把他们保护起来。
  周总理对红卫兵说:孙夫人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总理早就想和各民主党派领袖、高级民主人士谈谈心
  过了几天,我在统战部机关院内看到一些群众贴出的转抄周总理讲话的大字报。周总理在一次对红卫兵的讲话中,特地讲了宋庆龄同志。他说:孙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个就出了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在那时,大字报或红卫兵小报传抄“中央首长讲话”很多,常常有误传甚至编造的现象。但我当时看到总理的这篇措辞委婉、态度坚决、制止红卫兵胡作非为的讲话,就深信不疑。因为在当时乌云滚滚的日子里,只有总理才敢出来坚决捍卫党的统战政策,只有总理才能说得出对宋庆龄同志政治上历史上全面肯定并洋溢着对她十分尊敬、热爱之情的感人的话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即将来临。我这个处于“半打倒”地位的干部,本是没有希望再上天安门城楼的。但三十日下午,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突然打电话通知我,“明天国庆观礼,请你上天安门城楼,请柬立刻派人送到。”
  “让我?”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小鹏听出我的疑惑口气,解释说,周总理早就想和各民主党派领袖、高级民主人士谈谈心,向他们说明和解释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但总找不到机会。这次国庆观礼,高级民主人士们聚在一起了,总理想在庆典结束之后,和他们见见面,好好谈谈,所以特地要你上天安门城楼帮助他做民主人士的工作。
  我恍然大悟一一原来这是总理关心党的统战政策,关心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苦心安排啊!
  十月一日,新中国迎来了第十七个生日。上午九时左右,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靠西侧进观礼台的入口处,欢迎党外朋友们的到来。我按照总理的指示范围,通知他们:观礼仪式完毕,请暂留步,总理要和大家见面,开个座谈会。这些高级民主人士一听我传达的通知,立即喜上眉梢,有的人连声说:“好!好!”
  记得当时被邀请的人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等;人大常委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政协的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等;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部长、主任刘文辉、蒋光鼎、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盛典开始前,民主人士们聚集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大家日思夜想的周总理走来了。总理绕着整个休息厅中间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并一一握手,微笑致意。
  总理走到李宗仁面前,握着他的手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却执拗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总理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总理哈哈一笑,赞扬他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周总理同胡子昂同志握手时,关切地问:“子昂,你怎么样啊?听说你们工商联和民建会有不少人挨斗啦。”
  胡子昂连忙说:“我没挨斗。”
  总理说:“那就好。”
  总理走后,我问胡子昂:“胡先生,你不是在两会被斗了吗?怎么对总理说没挨斗呢?”
  胡子昂叹了一口气,说:“总理太操劳了,我不忍心再让总理为我担心,所以说了谎啊!”
  庆典进行了几个小时,游行结束后,党内高级于部都走了。民主人士们又聚集到东休息厅休息,等候周总理来讲话。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见总理来。大家知道总理是最尊重他人、最遵守时间、最讲究礼貌的领导人,他若不能按约定时间来,肯定是有意外的事情使他无法脱身。大家只好陆续离去。
  为什么周总理说好要接见民主人士,又没接见成呢?直到第二天打开《人民日报》才明白其中原因。十月二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跨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和群众亲切握手。可想而知,毛主席下了天安门城楼,总理必定会跟着下去,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这正是总理“失约”的原因之所在。
  周总理亲自批准由民革出面主持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二周年的活动。“爱国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外出参观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饭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一份对党外朋友体贴入微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解放十七年来,每到这个人民群众深情缅怀杰出的革命前辈的日子,党中央负责人,政协、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都要在香山碧云寺举行悼念活动。而今年一一“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在全国陷于篡党夺权狂潮的情况下,要不要按惯例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呢?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暂不举行。但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非常重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纪念日。他亲自批准由民革中央出面主持纪念活动,并批准我代表中央统战部参加。
  三月十二日这一天,民革中央负责人程潜、张治中等,以及著名爱国人士李宗仁、程思远,聚集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前的一间西厢房里。“文化大革命”前,一到这种场合,这些民主人士们总是三三两两,高谈阔论,从国内外大事到个人生活情况,无所不谈,气氛是那样的热烈、欢快、融洽,表达了炎黄子孙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精神和业绩的共同愿望。而今,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的精神或肉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致使到会者个个忧心忡忡,情绪低落,除了互相打个招呼,问声好外,没有情绪多说话了。
  祭奠孙中山先生的仪式,由程潜代表民革中央主持。我和他分别代表中央统战部和民革中央献了花圈。仪式按惯例进行完毕,与会者陆续离去。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条消息。在提到我时,还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的称呼。几天以后,罗叔章大姐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兴奋地说:“前两天我去找邓颖超大姐,向她反映了民建、工商联机关被查抄、于部被斗的情况。邓大姐对我说,你快去找金城吧。金城已经解放了,他的名字已经见报,中央统战部有他出来工作,会把你们的事管起来的。听了大姐的话,我就来找你啦。”
  “邓大姐!”我激动得轻轻呼出声音来,内心只觉得一股暖流流过。周总理、邓大姐啊,你们时时刻刻关心统战工作,关心党的干部,你们信任我,盼望着我的解放,怎叫我不感激落泪呢?
  当时,我的爱人陈复君也在场,她插话说:“罗大姐,总理和邓大姐是十分希望尽快解放金城的,可是部内有的群众仍一心要打倒他,他没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啊。”
  我也向罗大姐介绍了部内运动的情况。罗大姐听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嘴角现出一丝苦笑。她向我们谈了一些社会上的情况后,只好离去。
  一九六七年底,中央统战部各派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对部长副部长实行专案审查的专案组。从那时起,我失去了自由,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在政治上成了盲人和聋子。
  “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后,我的党员权利和工作权利才逐步恢复。这期间我参观了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展览,翻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给中央统战部的许多重要批件和指示,其中有两个文件最能说明总理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对党外朋友体贴入微,使党内外干部无不深受感动。这两个文件是这样的:
  一九七三年五月,总理针对统战部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安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爱国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照顾,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得太紧……”
  一九七五年五月,总理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另一个文件上,又一次批示:“……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统战部同志请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
  看到这两个文件,总理的崇高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数十年来,我们尽力以总理为楷模,学习他的精神和作风。但我们总感到自己缺乏总理特有的崇高的政治素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于他,我只有借用古人的几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崇敬与学习的心情,这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金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007/09/10

金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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