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佐良说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周总理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六月一日告别住了二十五年的西花厅住进医院,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以后,已卧床不起
  我清晰地记得,六十年代中期,发现周总理患有心脏病,他只是按照医生的建议服药治疗,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发生了心律失常及慢性心力衰竭,他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工作量更是成倍的增加,休息与睡眠却是越来越少了,他的身体总处在超负荷状态下“运转”,身体的潜能透支过多,怎能不垮下来呢?肌体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逐渐降低,疾病便乘机慢慢地袭来。
  周总理一九七二年五月被发现了膀胱癌,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进行首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后,因工作太忙等原因未能得到应有的休息,化疗等措施亦是断续地进行,未能获得理想的治疗,从而使肿瘤迅速发展,血尿加重导致病情恶化而被迫停止工作。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总理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不仅尿血,且血凝块堵住尿道内口导致排尿极为困难和痛苦,隔日输一次血,可说是在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仍坚持着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了正式会谈。五月三十一日,他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天夜里他仍然工作到相当晚,不过,他倒是睡了一个好觉,至六月一日近中午时刻方才起床。早餐毕,周总理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穿着中山装,披上那件深藏青色呢大衣,在邓颖超陪伴下走到办公室外的院子里。他站在那里凝神注视着自己居住了二十五年的西花厅,此时不得不与它告别了。他虽然因出国访问、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等而无数次地离开西花厅又回到西花厅,但他绝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是他与这所院落的永别。自他住进三○五医院后,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
  周总理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及电灼术后,经过了两年半时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亦使疾病不断地发展加重。一九七五年秋天,膀胱癌有了新的发展,除了移行上皮细胞癌外又长出了鳞状细胞癌,后者的恶性程度远比前者高得多,很快扩散到盆腔邻近器官、腹腔内脏和转移到全身重要脏器。至此,专家们认为周总理的膀胱癌属于不治之症已成定局。自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后,周总理卧床不起,偶尔在病床上喝点汤汁及茶水,大小便在床旁解决,进食靠鼻饲。十一月起,身体已非常虚弱,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经鼻饲管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好改为每天除静脉输入抗菌素等治疗外,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应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和次数都明显增加,进而发生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心脏与肾脏功能渐渐衰竭,给治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此时周总理的癌瘤细胞更加肆虐,他的身体愈来愈消瘦和虚弱,丰腴红润的脸颊塌了下去,颧骨高高地凸起,满脸胡子,长而稀疏的华发有点蓬乱,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生畏、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时声音极为轻微,生命处于垂危之中。而此时的“四人帮”还在台上张狂,造成全国政治局势动荡,这使周总理心灵上受到严重折磨,简直叫他不堪忍受。专家们曾给予较大剂量的镇静、安眠及麻醉止痛等药物想减轻他的痛苦,都无济于事,只要他的头脑清醒时,依旧思维非常清晰。
  十二月份,辽宁省营口地区发生大地震,这时的周总理已处在时而昏睡、时而清醒状态。一天夜里十点多钟,他刚从昏睡中醒来即吩咐我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想知道华国锋、纪登奎他们是否安全抵达营口地区,他急于了解那里地震的严重程度、死伤人数、房屋毁坏情况、灾区百姓有多少人未能安置而还呆在露天等情形。我向他报告了华国锋等人已安全到达灾区,有关灾情的初步情况及正在进行的抢险救灾工作,进一步的情况将随后报来,他听后好像稍微安静了一些。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后,周总理的病情已到最后阶段。十二月七日,周总理突然昏睡,一时呼唤不醒,多位政治局委员赶到医院。十二月二十日,周总理约人谈工作——台湾问题,这是他生前所见的最后一个部长
  进入十二月以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总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后阶段,恐怕是来日无多了,向党中央报告周总理正处在病危当中,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而抢救不过来。同时,也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汇报与解释,好让她有心理准备。医疗组加强了专家值班,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著名的专家亲自参加值班工作,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不仅心电图监测,连输液、输抗菌素等各种治疗措施都是专家指导,甚至由他们亲自操作。
  十二月七日深夜,周总理突然昏睡了过去,一时呼唤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医护人员及警卫等都叫到病室。专家检查发现他的气管里有黏稠痰堵住了呼吸道,阻碍呼吸功能,新鲜空气进不去,导致大脑缺氧而昏睡,经用吸引器吸出黏稠痰,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周总理很快就醒了过来。
  上述情况发生后,值班同志马上用电话将情况通报了中央,在京的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匆忙赶到医院来。他们到达时,周总理已经苏醒过来了。这次虽然是有惊无险地度过来了,但亦足以说明垂危病人的生命已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不过来的情况。
  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值班人员按照周总理的吩咐派车接来了调查部的罗青长同志。罗部长刚进病房,周总理又昏睡过去了,罗只好在病室旁边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近中午时分周总理方苏醒过来,即刻请罗青长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总理同他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两个人似乎没有谈多少事情,周恩来再次昏睡了过去,谈话只得停止,医生进病房来检查和抢救。罗青长在病室外面等了一会儿,得悉情况稳定下来了,但他知道周总理的病情已是相当严重,他不能让总理太累而发生晕厥,即未向周总理告辞便离开医院。事后,罗青长一提起这件事情心里就感到难过而落泪,他感到非常遗憾,没有能聆听到周总理最后的指示。罗青长是周总理生前与之谈论工作的最后一个部长。
  一天深夜近十二点钟,室外刮着呼呼的刺骨寒风,病室内挂着厚厚的紫红色丝绒帘子,室内静悄悄、暖融融,在柔和的灯光下,护士守护在床旁,观察与记录血压、体温、脉搏、呼吸、输液速度等情况,我和专家站在心电图测仪旁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看了护理记录,立在周总理床头端详着。他闭着眼睛,神情安详,呼吸轻微。他睡着了,似乎睡得正香,发出极轻微的鼾声。看来眼前状况尚属稳定,我们蹑手蹑脚走出病室回到权充值班室的客厅,坐在那里翻阅病历记录及各种化验检查报告单,议论可能出现的病情突变与应急措施。
  周总理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生老病死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说,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经过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的过程,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人是生物,所以必然符合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这便是恩格斯说的“生即意味着死”的道理。这是我刚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不久,他像大学生物系教授那样给我上了这一课,令我印象极为深刻。所以,他对于死亡毫不畏惧。他曾严肃地说:一个人从他参加共产党那一天起便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党,党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生死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从周总理对待疾病和生死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
  一九七六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诗,周总理让人念给他听,尔后发出轻微的笑声,偶尔议论一两句,医生认为是回光返照。医疗组商定各种应急方案,邓颖超每天下午到医院直到晚上
  一九七六年元旦将要到来,周总理卧床不起已有两个多月了,全身的消瘦使面颊凹陷和颧骨凸起更加明显,眼深深地陷了下去,灰白的头发稀疏蓬乱,他那著名的“美髯公”变为满脸络腮胡子、灰暗憔悴的病容。昔日十分注意仪表的周总理特有的风度已不见踪影,真叫我们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看了心痛不已。就在那几天,北京饭店朱殿华师傅第三次捎来口信,请求在元旦以前为周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身边的同志将朱师傅的这个请求报告了周总理,希望他能接受朱师傅的一片心意,为他理个发。可周总理听后无力地闭上眼睛,沉思良久后,他极其轻微地说,不,还是算了吧,不要叫他来了,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很难过的。站在一旁的人听了他这几句话眼泪夺眶而出,敬爱的周总理,心里想的始终是别人。
  转眼间到一九七六年元旦,《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周总理刚从昏睡中醒来,恰好听到电台的广播声,他让工作人员赶快去找来这两首词。
  这天下午周总理清醒时,有人建议给他读《人民日报》的主要新闻,他就让念毛泽东的《鸟儿问答》这首词,听到有趣处,在他口角边绽出一丝微笑,还听到了极轻微的笑声,好像还说了些什么,大家未听清。
  元旦后的最初几天,周总理的精神似乎好了一点,他让工作人员念过几次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偶尔议论一两句。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情形也认为属于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大家更为此担心了。
  确实,周总理自患癌症以来毕竟先后经受了八十九次输血与十三次手术,他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打击,免疫力及抵抗力已削弱到了极限。所以十二月七日午夜他突然发生昏厥绝不是偶然的。自此,周总理即进入病危状态,医疗组全体成员倍增警惕,绝不敢稍有懈怠。
  周总理病危以来,医疗组多次商定各种应急方案,同警卫及服务人员召集了联席会议,大家明确分工:如一旦进入抢救状态,警卫方面负责招呼医疗组全体人员立即到病房来,电话报告党中央和邓颖超,清除周总理床头的挡风板、屏风、床头柜及椅子等物,避免妨碍专家们的工作;尽量保持病室内肃静,非工作需要者决不许进卧室;为了保持病室内洁净,减少细菌污染,防止周总理呼吸道感染而加重病情,将卧室里铺设的二十多米长的红地毯卷了起来;严格限制出入病室的人员,确定出入病室的非医护人员的名单,凡出入病室者都必须穿隔离衣,戴口罩和帽子,即使是邓颖超来看望周总理也需如此穿戴,绝无例外。
  周总理住院初期,邓颖超每天晚饭后八点钟到病房来看她的老伴。自病危以后,她每天下午便到了医院,在周总理病室隔壁的小房间里用晚餐。每天下午,医疗组向她汇报周总理的病情与有关的治疗方案,她亲自参加每晚八点钟的医疗组工作会议,直接听取大家的意见。医疗组敬重邓颖超,并不视她为病人家属而回避问题,相反,大家欢迎她参与,同她沟通,尊重她的意见,因为她是革命老前辈,了解周总理,熟悉党内外和上下各方面的情况,她亦最了解并理解医疗组每一个人的心思。由于她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医疗工作,同样有利于帮助周总理减少精神上的痛苦。元旦过后,周总理一直处于抢救当中,他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医生用手指极轻微地按压就摸不到血管跳动了。病室内异常寂静,几乎能听到一根缝针落地声,专家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密切注视血压、呼吸、脉搏和心电图等基本生理指标和变化,化验员按照专家的意见不时来病室抽取血标本进行化验,为掌握恰当的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弥留之际的周总理竟然被医生喊醒,睁开限。医疗组开始全力抢救,然而采取世界上最先进医疗手段的中国医务界精英回天无术,周总理在人们的呼唤中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即农历十二月初八,早晨,天低云暗,朔风紧吹,呵气成霜,天气分外的冷。本是每天早晨八点钟开早会,但在七点四十分,医疗组全体人员已集合在客厅,吴阶平主持交班会,在医院里人们常称此为“早会”。值夜班的医生护士详细地向大家报告了周总理夜间的病情、治疗、睡眠状况、醒来次数、有何不适以及大小便等情况。由于周总理的病情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每个人都更加细心、紧张。因此除了早会,大家一天要碰头多次,只要发现一点新情况就随时讨论,提出治疗意见与需要注意事项等。八日早会的时间不长即告散会,值夜班的人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早会后,我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到总理床边,他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三十多次,我测他的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无力,我觉得情况不太好,立即拿血压表测血压,为九十/五十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陶寿琪、麻醉科专家尚德延。
  两位专家已注意到病情变化,陶寿琪在量完血压后正跟护士交代向输液瓶里加新的药品;尚德延主任吩咐:立刻请北医的谢荣教授到病房来!紧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了周总理的身边。就这样,抢救周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谢荣教授来到周总理床旁,看到总理的病况,听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几句,他立刻提出要给总理做气管内插管,并要我向总理报告。当时我想,总理已处在垂危中,他已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哪里还有力气向我们表示同意或是反对呢?
  我心里在这么想,但还是按谢荣教授的要求去做。我弯下身子,嘴贴近总理右侧耳朵提高了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说着话,顾不上周围人们的情绪与目光,想必满屋子的人跟我一样在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总理的反应。
  我的想法错了,周总理就是与众不同,奇迹出现了,他真的被我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谢荣教授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总理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抢救生命垂危中的周总理。
  时至今日,我仍认为周总理医疗组专家乃是中国医务界的精英,他们来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手段。医疗组长吴阶平观察全面情况、指挥抢救工作协调进行,谢荣和尚德延注意呼吸管理,陶寿琪与黄宛等心脏病专家根据临床情况、心电图变化、心脏按摩等因素确定急救药品的使用。他们不时悄声地商量治疗措施,加压吸氧,体外心脏按摩持续地进行着,输液瓶里加进新的急救药品剂量等等,在采用了这些最有力的抢救措施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转变。真的已经到了药石不医、难以回天的地步了吗?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看来情况不妙。
  我一直握住周总理的右手,他的脉搏愈来愈细弱,渐渐地摸不到了,脉搏停止了跳动,手臂皮肤慢慢变凉下来,汗也少了,脸色忽然发乌,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亦发生了明显而危险的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一条直线,停止了跳动……突然间,有人大声喊:“总理!总理啊!总理!”
  周总理没有反应,心电图上画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十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身上的输液管、各种引流管与排泄管、心电图电极板等)都撤掉。并嘱咐护士给总理脸上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到吴阶平说完话,大家似乎感到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房间里哭喊声,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其情真切可震撼日月。
  邓颖超哭喊着:恩来呀,我来晚了。江青来到周总理的床头连个躬都没鞠,在后来的公开追悼仪式上连帽也不脱,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亮出与周总理为敌,自己点燃了自取灭亡之火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时针指在九点五十八分,周总理闭上了眼睛,这颗伟人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周总理告别了人间!
  专家、医生、护士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周总理的夫人、亲密战友邓颖超,她还在走廊里,我们已听到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人们的目光集中到房门口,只见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房里。她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挂在眼边那灰白而稀疏的头发,唏嘘不停,满脸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当她抬头一看,周总理床头的屏风、床头柜及坐椅等物都被撤走了,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心电图机等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躺在床上,被白床单覆盖着,整个病房变了样。房间里的人们都在哭泣,用尊敬、关心与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总理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出来,他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大姐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无法克制自己久久压抑着的内心悲痛与无奈,她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哭、大喊、大叫,宣泄胸中的郁闷。但她没有。邓颖超经历过无数风雨,她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不能悲伤过度而病倒,尚有许多事情正等待着她去做。周总理的身后事要她料理,特别是他们相约要火化而不保留骨灰的事,她必须请示党中央,在得到批准后才能了却总理的心愿。
  但当她步履蹒跚地扑向周总理的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总理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她声音嘶哑地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呀……”
  屋子里的人见到体弱瘦小的邓大姐如此悲痛,于是悲声大恸再次达到高潮。邓颖超弯着腰,低着头不停地抽泣着。大家担心她心脏病发作,有几位护士主动去搀扶并劝她离开病室到隔壁房间休息节省体力。因为出于礼节,待中央领导人陆续到医院来向周总理遗体致哀与告别时,她必须亲自守候在旁。
  江青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房间里来的,正唏嘘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近周总理床头大约一米的地方便站住了,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没有看一眼周总理的遗容,更没有向周总理遗体鞠躬行礼,她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大家对此感到意外、不解与不悦。她只是转动身子,左顾右盼地大声喊着:“小超,小超……”
  有人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随后,老帅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领导人陆续到来。他们个个神情悲痛,眼含热泪,向周总理遗体脱帽,行鞠躬礼并注目默哀,这同江青对周总理的大不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医院的遗体告别仪式极为简单,很快便结束了。
  后来,在北京医院正式举行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广大观众看到余秋里和江华等许多老同志进门一见到周总理的遗容就痛哭悲哀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悲哀、没有哭泣,当然也没有泪痕,她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总理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到这一幕的观众当即愤怒地大声吼了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下来!江青的举动激起了百姓们严重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可说是后来爆发“四五”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江青公开与十亿中国人民为敌,自己点燃了自取灭亡之火。
  当天中午十一时许,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总理的遗体被抬到救护车上,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医疗组长吴阶平和虞颂庭、熊汝成、于惠元、吴德成,心脏内科专家陶寿琪、黄宛、方圻,跟随周总理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很守纪律,但像周总理逝世这样的大事情是人们关心的焦点,想要完全不走漏一点风声是办不到的。其实,周总理住院一年零七个多月,医疗组、警卫与服务人员等成天忙于工作,围着周总理转,到各单位及医院进进出出办事情,我们没有在意,别人早就注意到了,我们外出办事难免心里紧张,行色匆匆,让人家看出苗头。所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社会上去了。
  有人听到噩耗一时愣住了神,反应不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的一位保健工作的同志见到我就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因为我不便正面回答,稍微迟疑了一下,他调转身去边走边哭,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了。有人听此消息当即号陶起来,甚至悲哀过度心脏病发作而去医院抢救。
  那时,老百姓的心里觉得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周总理,周总理走了,我们怎么办?
  周总理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布衣,两袖清风。他是平民“宰相”、能“为民做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华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如今周总理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亲生父母去世一般悲伤吗?
  晚上八时三十分,遵照周恩来生前的嘱托和邓颖超的交代,他的遗体在北京医院做病理解剖,进行身后检查,利于弄清楚癌症的发展和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做最后的贡献。
  周总理医疗组的主要专家、保健医护人员和北京医院的几位领导观看了病理检查全过程。发现肿瘤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结成一个大硬块,癌细胞亦转移到了远处内脏。在病理解剖室观看的人见到此种惨不忍睹的情形,不禁落下了眼泪。周总理生前所受的痛苦,如钻心般的痛、刀绞心肺样的痛、针刺刀刻似的痛。总之,无论作家们怎样来形容周总理生前肉体及心灵上的痛楚都不会过分。但是,周总理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他没有掉过泪,没有大声地哼过一次!
  这,就是人民敬爱的周总理。
  与人民群众对周总理逝世的恶伤情绪相反,治丧委员会对悼念周总理下了种种禁令。但中国老百姓却执拗地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周总理,“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千古奇观,成了中华民族人心向背的大检阅
  一月九日晚上,警卫同志为周总理挑选了平时他喜欢穿的那套旧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内衣和鞋袜等物,征得邓颖超同意后送到了医院。此时,北京饭店高级理发师朱殿华带了他的徒弟小卜到医院为周总理理发和刮脸;周总理和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好友、著名牙科医师韩文信的儿子,也是口腔科专家、北京医院副院长的韩守琦在医院主理周总理身后之事,我们站在一旁。朱师傅在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夕,他还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总理不忍让朱殿华看到自己重病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五医院替他理发。今天,朱段华和徒弟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以后,现在已经不再会说话的周总理,他们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起来,他们绝没有想到周总理竟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脸颊凹陷、颧骨凸起,头发稀硫蓬乱,满脸胡子,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他所敬重的、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几乎使他认不出来,俗话说:已经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的理发权,更不让他有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的权利。一次,周总理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让一个不熟悉周总理的人为他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劲就是刮不了周总理那浓密而坚硬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罢休。周总理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人耐心地谈了话。他说,老朱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有掌握,为什么要夺这样的权啊?就这样,没有多久朱殿华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现在,朱殿华跟徒弟说: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几次肥皂沫,热毛巾闷好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不能用热毛巾闷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这不仅说明朱殿华有着丰富的经验,更说明他对周总理有着深深缅怀之情。
  夜间十一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总理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十分简陋的太平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纷纷赶来拍摄镜头至深夜才结束。
  治丧委员会规定一月十日和十一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太平间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上面不断地发出限制遗体告别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等通知,导致群众极大的不满。有的单位领导对上头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并不赞成却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对下面做解释工作,他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的态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中有数,于是好多部委机关与北京市等单位便自发组织群众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在东单大华路、台基厂头条、东交民巷及北京医院西门等地,人们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个水泄不通,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獗,限制群众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人数,但他们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对周总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数,满以为晚上不会有人来参加,更不会想到许多机关干部带头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平民百姓钻了他们的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白天黑夜连续进行着追悼活动。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导致出现了同“四人帮”愿望相悖的情况,反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增加了好几倍。
  更为令人恼火的事情是,上面一再提出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甚至不准佩戴黑纱;还来了一个空前的什么外交礼宾改革,不让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华参加吊唁活动,即使有的国家提出到中国参加周总理悼念活动的人不要中国政府接待,他们住在自己的使馆里,这样也不行!
  一九七六年一月,北京的天气真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百姓们的心就更冷了。十一日下午五时许,由少数治丧委员会成员、邓颖超、医疗组、警卫人员、周恩来的亲属等再次前来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后,随即起灵移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灵车开出医院大门时碰到了大批围观群众,他们立刻散到马路两旁,让长长的车队顺利通过,车队从王府井南口往西缓缓而行,只见东西长安街一直到八宝山,沿途挤满了人群,男女老少长时间站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流泪迎候着。周总理灵车四周挂着黄黑两色的挽幛,上面佩挂着大白花,显得肃穆、庄重。当灵车来到人群跟前时,就像一个无声的命令,人们脱帽向灵车致敬,禁不住的泪水滚滚落下来,腮边和衣襟沾湿了泪痕也顾不得去擦一下,更多的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压抑着的悲痛感情顿时号啕起来,他们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有人当场晕厥过去,谁能看到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不为之动容呢?坐在送灵车队里的人们更加悲恸不已。
  火化炉前,面对那能使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伟人之躯即刻无存的炉火,周总理的无数儿女们围住玻璃棺大声哭叫,拼命摁住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邓颖超带头挥泪离开,人们才渐渐离去,熊熊烈火吞没了开国总理
  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安详地躺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唏嘘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密密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您不能走啊!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握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惟恐把总理夺走。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悲痛,眼泪模糊了眼睛,但更担心邓大姐悲伤过度而病倒,此刻,我只是站在一旁用目光注视着,无法、无言去劝慰她,因为这时候的语言是苍白无力的。可是,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的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也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总理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炉门关上了,烈火无情地吞没了伟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门便关上了。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和我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这间房子里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守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我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我们似乎再次被惊醒了,这一下真的永远见不到总理了。我们几个受命于邓大姐的人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我们的手在颤抖,泪在心里流,但邓大姐的嘱托必须完成。我们拣出了假牙托、皮鞋钉、腰带金属襻和中山装金属领扣等周总理的身外之物,把纯净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可是我们,不,连火葬场的人也没有想到,一个标准的骨灰盒竟然盛不下周总理的遗骨。殡仪馆的人又取来一个骨灰瓶,我们仔细地将余下的骨灰全部装了进去。
  人民对周总理的热爱是很深很深的,“四人帮”兴风作浪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不许、那不准,使群众的不满情绪更大了,悲痛加愤恨,真是众怒难犯。不让机关设灵堂,人们就自发地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到天安门广场去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后来有单位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心声制成巨大横幅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过了午夜十二点钟,载着周总理骨灰的灵车队驶向劳动人民文化宫,骨灰安放在灵堂里。
  在这严冬的深夜,寒冷的西北风穿透衣服刺痛人们的肌肤,可是一路上仍见到站满了人群,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孩子长时间守候在那里目送灵车队慢慢远去,车队的司机对此非常理解地主动减速,好让他们多看一眼总理的车队,这“十里长街送总理”空前绝后的悲壮场面,令人永世难忘!
  周总理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前约定不保留骨灰的伟人,邓颖超履践了他的诺言。但是,千百年后的中国人还可能会说周总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
  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病中曾向医疗组多次交代:痛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表现出悲观丧气的情绪,而恰恰是在治疗见效、膀胱癌相对稳定的时候,他说话时的神态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神情安详轻松、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看得出他对科学的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一九五六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总理带头响应。一九五八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安葬在那里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种了庄稼。六十年代后,周总理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做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做一点贡献。这就是周总理彻底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崇高的思想境界,他和邓颖超都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子孙后代的光辉典范。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实行土葬,我们只要跨出家门到城郊或乡间去,特别是近年来到一些旅游风景区也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坟茔占去了许多宝贵的可耕地,这是一股愚昧无知、令人痛心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们的先哲周总理早已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他自觉地不保留骨灰,破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是对丧葬制度所做的一次启迪后人的革命性举措。
  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散会后,邓颖超在台湾厅严肃地对亲属讲话。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做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伯伯的心愿、我的心愿已经了却。
  追悼会结束了,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大会堂开出来,由长安街向东西方各自疾驶而去,参加追悼会的人渐渐散尽,仍不见人们熟悉的那辆黑色红旗轿车出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拥满了人群,他们渴望着再看总理一眼,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再送他一程,目送他乘鹤归去,直到他永远安息的地方。
  等啊等啊,就是不见那辆黑色轿车开出来,人们开始着急了,都在向自己提出同一个问题:敬爱的周总理,您到底在哪里?但他们依然静静地引颈期待着……
  此时此刻,有谁会想到,在人民大会堂里,邓颖超亲自将周总理的骨灰分装成四袋,交给周总理生前党支部的两个成员,他们乘坐总理的座车护送骨灰悄悄地向东郊迅速驶去,邓颖超亦乘车相送到机场。他们手捧着骨灰登上一架农用小型飞机,按照事先的约定,飞机升空后他们应听从驾驶员的指令,分别在北京上空、天津海河及黄河入海口等处将骨灰全部撒净。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架小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才乘车返回西花厅。这一壮举是在默默无声中进行的。曾有人问起,总理的骨灰真的都撒完了,难道没有留下一点儿吗?总理的骨灰究竟撒在了什么地方呢?
  我们回顾周总理一生的谦逊美德和他的彻底革命精神,答案便不难找到了。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后的中华民族的后代们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周总理。他们会说,周总理没留下后裔,没留下坟墓,甚至也没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
  (张佐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六年任周恩来专职保健医生)



 
 

2007/09/10

张佐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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